何尊内底上的“宅兹中国”铭文。
何尊。本报记者郝飞摄
观众观展。本报记者郝飞摄
“亚伐”方罍。本报记者吴晓铃摄
43年逨鼎丙。本报记者吴晓铃摄
铜禁。本报记者吴晓铃摄
诗人李白在著名的《蜀道难》长诗中，以一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慨，给古代四川刻下了落后闭塞的标签。伴随着三星堆、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早已证明远在三四千年以前，古代四川人就已经通过不同的路线与全国甚至亚洲各地进行着文化及商贸往来。
8月6日，“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展，来自成都平原、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三地的青铜重器250余件，不仅一展各地青铜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以三地文物中那些相似的器物形态、文化特征等蛛丝马迹，证明秦蜀即使相隔“危乎高哉”的秦岭，中原文化和蜀文化之间依然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本报记者吴晓铃
跨越千里
三地文物依然相似
“秦蜀之路”展览的第一篇章，便旗帜鲜明标明主题：蜀与中原。此次展览的总策展人黄晓枫介绍，蜀地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中原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蜀其受年’‘征蜀’‘蜀射’等与蜀相关的内容，说明蜀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原来早在商代前期，商王朝积极向外扩大，其影响范围向西达到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到了商代后期，商文化已开始强烈影响着成都平原。
最近几年三地出土的文物，勾勒出这种文化的辐射路线——尤其汉中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既有中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又有与早期蜀文化特征相近者。表明当时从关中平原南下，越秦岭经城固、汉中到川西平原，已是沟通蜀地与中原的一条重要路线。
展览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汉中出土的商代遗存，以城固县和洋县最为集中。其出土的尖底陶杯、陶高柄灯形器等，竟然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反映出两地密切的文化联系。而在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中，无论是关中西部、汉中还是成都平原出土的尊、罍、盘等礼器，都是中原商文化的典型器类。唯一不同的是，三星堆文化的尊、罍则加入了凸弦纹、立鸟装饰等地方元素，器物上的兽面纹和牺首也有别于典型的商式铜器。此次展览中，成都博物馆馆藏的商周铜尊，就能看出与城固出土的商代兽面纹尊相似。
这种文化上的交流，还原原本本地刻画在文物之上。来自汉中的有铭青铜器“亚伐”方罍和“山父己”圆罍，便透露出文化交流的密码。
事神之器
拥有共同文化基因
即使是最具文化特色、用于祭祀的礼器，来自三星堆、金沙等成都平原的文物，在呈现出与中原商王朝宗庙礼仪制度卓然不同的风格和气势之外，也有部分与关中、汉中地区的出土文物存在相似之处。
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纵目面具、神树、璋形器等，构成了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的主要器物组合。不过此次展览中，可以看到汉中城固、洋县地区也出土有数量众多的人或兽面饰，与三星堆、金沙的面具一样，都呈现出浪漫而神秘的气息。这种类似的人面或兽面，在西安的老牛坡等遗址也有少量发现。在三星堆，其铜眼形饰曾出土几十件，成为三星堆纵目面具之外，古蜀人“眼睛”崇拜的力证。此外，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中也装饰有目纹，而远在汉中的城固宝山镇，其出土的陶器中竟然也有相似的纹饰。
不仅如此，作为祭祀的重要礼器之一，铜璋形器和玉璋在三星堆、金沙和城固、洋县地区都有发现。而作为三星堆、金沙文化中太阳崇拜的代表，神鸟的形象不仅出现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金沙的太阳神鸟金箔等器物之上，也出现在了陕西扶风出土的青铜簋上。此外，陕西洋县还出土过单独的铜鸟形饰。魏敏认为，川西、汉中和关中地区发现的这些器物既有相似，又具地域特色，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西部地区青铜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兵锋灿然
多种武器刻下文化传播路径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商周时期川西、汉中和关中地区的兵器同样在形态上存在相似。那时，三地的兵器大多是铜戈、矛、钺、剑、镞等。汉中城固、洋县的兵器以三角援铜戈为大宗，这种兵器与典型的巴蜀式铜戈接近。此外，柳叶形剑等在川西也有发现；而金沙遗址出土铜简化蝉纹形牌饰与城固、洋县地区銎口钺上的蝉纹也相近。
据介绍，三角援铜戈是一类形制特殊、地域特征鲜明的兵器。中原、关中和汉中地区在商代中晚期普遍发现有此类兵器，形制接近。西周早中期，三角援铜戈主要见于关中地区。西周中期以后，川西地区成为三角援铜戈的集中分布区之一。而另一种兵器类型直内带阑铜戈，商周时期三地使用的形态相近。魏敏认为，它们可能是受到中原商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产生的。关中和汉中是中原与蜀地之间重要的传播媒介，北方草原经甘宁地区、川西高原入蜀也是此类铜戈重要的传播路径。此外，展览中来自汉中城固县商代晚期的銎口钺，钺身饰一抽象的人面纹。这种形制的钺在全国其它地区较为少见，但钺身的人面纹与金沙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面形器如出一辙，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
魏敏表示，在李白笔下，蜀道“难于上青天”，然而此次展出的许多文物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一条连接四方的蜀道已被先民们用脚踩开。